【新刊】陈漱渝：鲁迅之革命观

作为中国的文化巨匠，鲁迅是百年来永远说不尽的存在。他以思想启蒙为先导，打破了既有的文化秩序，使中国走向了现代之路。他的声音，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，至今回响不绝。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，我们为大家分享陈漱渝先生的这篇文章，以表达怀念之情。

原载《群言》2016年9期

鲁迅（1881年9月25日—1936年10月19日）
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，很多报刊都在热情约稿。我首先想起了“鲁迅的革命观”这一话题。

这是为什么？
提起鲁迅是谁，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：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。这当然不是指鲁迅持枪荷弹上过沙场，而是指当时中国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，鲁迅就是文化战线的领军人物。但近几十年来，人们谈论的大多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、作为学者的鲁迅，或者说，鲁迅不但是文学家，而且是国学家、书法家、收藏家……而淡忘了他的革命家身份。

鲁迅在演讲
产生这种现象并非偶然，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就有人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，导致流血和牺牲，应该告别这种“暴力”和“恐怖”。反映在中小学教材中，不仅《清贫》不见了，《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》不见了，《刑场上的婚礼》不见了，就连辛亥革命志士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也不见了。
然而，在鲁迅的语汇里，“革命”一词并不是一种政治忌讳。1927年4月8日，鲁迅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发表讲演，题为《革命时代的文字》。他说：“其实‘革命’是并不稀奇的，惟其有了它，社会才会改革，人类才会进步，能从原虫到人类，从野蛮到文明，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。”由此看来，鲁迅对“革命”的理解是十分宽泛的，既包括了进化、改良，又包括了特定历史时期难以避免的暴力革命。总之，革命是一种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力量。

鲁迅本人对革命是一种什么态度？他的革命观有没有一贯性？鲁迅作品告诉我们，鲁迅早年就有通过个性解放的途径建立“人国”的理想，但中国3000年的封建专制跟个性解放是水火不相容的。回顾漫长的历史进程，鲁迅认为中国曾经历的无非是两种时代的更替：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，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无论在以上哪个时代，中国人都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。所以，鲁迅神往于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“第三样时代”。1934年，鲁迅在《答国际文学社问》中明白无误地谈到他的思想转变：“先前，旧社会的腐败，我是觉到了的，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，但不知道这‘新的’该是什么；而且也不知道‘新的’起来以后，是否一定就好。待到十月革命后，我才知道这‘新的’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，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，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，并且怀疑。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，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，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，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。”

在苏联解体、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的当今，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解读鲁迅上述这段话？我的理解是：
第一，《国际文学》是当时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，鲁迅的答记者问是他晚年在国际范围一次郑重的政治表态。跟他同时接受《国际文学》采访的还有茅盾，茅盾跟鲁迅持同一政治立场。他的回答是：“大概是一九二〇年罢，我开始叩‘文学’的门，那时候，伟大的‘十月革命’已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，可是我们中国方面对于这件创造人类历史纪元的大事业的真相，知道得很少，特别是关于文化方面……我竭力想从‘十月革命’及其文学收获中学习，我困苦地然而坚决地要脱下我的旧外套。”可见，对“无阶级社会”的向往与追求是“五四”以来先进中国人的共同理想，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仍然执着追求的崇高理想。
第二，上世纪30年代，继十月革命之后，中国知识界再度掀起了“苏俄热”；有些人还产生了“联苏制日”的想法，就连胡适也承认苏联进行的政治实验的正当性。鲁迅所说的“苏联的存在和成功”主要指两点：一是消灭了沙俄时代的农奴制，千百万农奴冲出了地狱之门，成为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；二是成功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，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萧条的时候，苏联小麦和石油的出口量震惊全球。以上两点即是人权的尺度和生产力的尺度。这两个标准，至今仍然具有普适意义，是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主要标尺。

第三，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，鲁迅没有条件到苏联进行实地考察，因此他的苏联观并非没有局限性。但我们更应该看到，苏联从成立到解体有一个演变过程。十月革命之前、十月革命初期、列宁时期、斯大林前期、斯大林晚期，情况也不尽相同。上海《申报》对苏共党内进行清洗的报道始于1936年八九月间。比如，1936年9月2日《申报》刊登了一篇《党狱发生后苏俄全国不安》的文章，说有一些党内重要人物被捕，引起国内不安；但同一报道又称，有人向斯大林进言之后，斯大林颇以为然，同意改正。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主要发生在鲁迅去世之后。鲁迅无法预测他死后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不难理解的。
第四，鲁迅当年虽然发表过赞扬苏联的言论，但并非主张照搬苏联的政治模式。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：“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，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苏联的情况的东西，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。没有疑问，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。此外，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。但是，对中国说来，只能够有一种革命——中国的革命。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。”（《鲁迅印象记》）

《阿Q正传》手稿
今天，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由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到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转变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我们重温鲁迅的革命观，具有什么现实意义呢？我认为，其意义主要在于增进我们理想的纯洁性与坚定性。理想纯洁与否取决于它的初衷，取决于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崇高的革命理想根基在民。鲁迅在著名的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一文中曾明确表示，他之所以拥护当时中国的革命政党，无条件加入其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就是因为这个政党是足踏在地上，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、温饱和发展而流血奋斗。这同他的人生理想完全一致。鲁迅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下走向革命的，不像那种脚踏两只船的“革命文学家”，革命高扬时就把脚踏在革命这条船上，革命一旦受挫又赶紧跳到文学这条船上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，鲁迅从来没有对革命怀有罗曼蒂克的幻想。他一直认为，革命过程中必然会有血，有污秽，但还有婴儿。在鲁迅看来，世上本无神人一般的先驱，君子一般的大众，也没有“主角无不超绝，事业无不圆满”的革命。所以，无论革命遇到什么艰难挫折，鲁迅对革命的前景始终怀着乐观的信念。

当前，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各项改革，其复杂性和艰巨性绝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。因此，重温鲁迅的革命观，我们能从中得到多方面的深刻启示。
（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，原题目为《鲁迅诞辰谈革命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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